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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现在的眼光看，屈原是湖南人，一个公务员，对国家一腔热血。但他特别死心眼，不圆滑，不懂为官之道，领导和同事都不喜欢他，活得很吃力。

但两千年来我们纪念屈原，恰恰说明这样的人其实是被需要的。

我认识的另一个湖南人，几乎也是这样：公务员、不圆滑、不被领导喜欢，他几乎没升过迁，在一个位置踏踏实实干到了退休。

退休后，他成了我这年纪最大的作者——潘怀英法官。

潘法官遇到过最难的一个案子，是审理一个当地贪官。自从接到案子，天天都有人来找他说情。当他拒绝的时候，就被人围堵在家门口，被摩托车撞。

因为这起案子，他掀开了整座城市利益集团的一角。

那一年，我们这个小地方被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包围了。有些记者是扛着摄像机来到我们法院采访，更多的是在私下打听各种小道消息。

小地方的气氛空前紧张，很多人婉拒了采访，生怕一句话说错前途就难保了。

这一切都是因为于蛀良。

在法院里，院长把合议庭四人叫到他的办公室，把于蛀良案交待下去。并且，他当场指派我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。

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里，于蛀良贪污、挪用公款共计1亿2千余万元，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7741万余元，是本地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。

要公正审判于蛀良，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。因为这么一起特大贪污案，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得下来的，背后一定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。

这意味着，我要对抗的，也不是一个于蛀良，而是整个利益集团。

我做法官已经二十多年，一直以铁面无私、不讲情面闻名。我知道这一次要更加谨慎，因为一个小失误就会被无限放大。

我以为自己准备好，没想到对他们的手段还是低估了。

接到案子的第一天起，我的电话突然多了起来，不断有久违的朋友打来，或者是朋友的朋友。他们几乎是一个内容，不说有什么事，只问我下班后有什么活动。

有的说，请你吃饭，这个面子总会给吧；也有的说，我知道你不打牌，晚上我带你去跳舞，锻炼身体总可以吧；还有的主动邀请去看演出。

我均以有事为由，一概拒绝这些邀请。我知道不是我的人缘突然变好了，而是因为于蛀良。

这些人里有不甘心的，还真想到了办法。

一天，有位多年不见的好友手提沉甸甸的塑料袋，站在我家门口，笑着说：“今天我要到你家吃饭，总不会拒绝吧。”

我跟他八年没联系了，只好把他领到了家里。

一落坐，他打开塑料袋，拿出飘香四溢的佳肴：有烧好的甲鱼、海鲜、人参炖猪蹄等等，一看就是酒店打包来的，不会少于2000元。

“请朋友吃饭，这不算贿赂吧？”他话里有话说了一句。

我知道他是探路的，也不想兜圈子了，就半认真地问他，是不是为于蛀良的案子来的。

他点了点头。

我直接问，你是想从重还是从轻判处？他回答，当然是从轻。

“那我告诉你，我只会依法办案。”

这顿饭吃得我们双方都很难受。在送好友回家的路口，他握住我的手，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了笑说：“老朋友，这年头还是顺着点好，什么事情不必太认真，到时还会有人来找你的。”

我苦苦一笑，心想我早做好准备等你们了。

回到单位，我再度催促合议庭成员，争取尽快审阅全部案卷，提审被告。

与此同时，我去了看守所见于蛀良。

审讯室里，正面墙上写着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，两侧写有“悔过自身，重新做人”的标语。

十多分钟后，管教民警押着于蛀良来了。从监狱到审讯室100多米，他踱着步子，缓缓走来，东张西望。

他40岁，1米72的个子，从外表上看，让感到人不可思议：一套高级面料西装，一双啄木鸟皮鞋，根本不像待审的贪官，更像一个阔佬。

我叫来民警，问为何不给他穿囚服。民警说天冷，暂时没找到他合身的棉衣。

于蛀良故意放慢脚步，走进审讯室里落座，他看见面前坦白从宽的标语，脸上滑过一丝极难琢磨的神色，随即露出一丝冷笑。

“于蛀良看着我！”我厉声喝道。

他头一歪，屁股一移，望了望我。他交代了贪污挪用公款一亿多元的犯罪事实，然后说，希望你们对我从轻判处。

我反问他什么意思。

于蛀良冷冷地一笑：“你们不会判我死刑，即使判了，上级也会改判。”

我知道，他相信他的关系网，因此趾高气扬。但我告诉他，现在我审判，你的关系不灵了。

听我这么一说，走出审讯室时，于蛀良反过头来又是一笑：“我不会走到这一步的，不信你们等着瞧。”

看到他脸上胜券在握的得意，我的怒火腾地起来了。

他不知道，我早在四年前就盯上他了。

2001年，我从北京坐火车出差回来。到长沙站时，上来了三个男人，坐在我附近，兴致勃勃在高声谈论。

其中一个就是于蛀良。他在高调地炫耀，自己身上的衣服是三千块买的。

这时，一个女列车员走了过来。她高个、红唇、肤白、脖子修长，胸大腰细，加上得体的列车员服，显得气质高雅。她一经过，乘客们的回头率高极了。

不知是有意还是无聊，三人中的一位笑了笑，又望了望美女列车员，对于蛀良说：“如果你能将她弄到手，算你有真本事。”

一个小时后于蛀良回来了，脖子和衬衫上都带着口红印，“成功了，好爽。”接着他旁若无人，骄傲地说道：“代价高呀，但我愿意，给了她两万元。”

到站后，我和这三个人同时下车，只见一辆小车在门口接于蛀良。

那段时间，总有关于于蛀良的花边新闻传到我耳朵里，比如要求他办事，必须送礼，送礼少了办不成事；你给他送上一个美女，事情就好办得多；给钱有时他不收，还得合理化，如打牌故意输给他钱等等。

我本来不信这话，毕竟公积金主任是这么重要的岗位，领导应该会慎重考核干部。直到看到火车上这幕，总算心里有了底。

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在管理我们的公积金。

火车事件之后，我就向上级汇报了我的发现。而与此同时，有关部门也不断接到举报，于蛀良有严重经济问题。

上级领导当面对我说，案件复杂，侦查取证涉及的人员多，关系复杂，为把证据办得扎实，需要时间。

这一等就是四年，我都有点没耐心了。

2004年1月30日，市领导亲自打于蛀良电话，发现对方一直处于关机或无人接听状态；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员工证实，主任于蛀良最近一直没来上班。

由于检察院已经掌握部分犯罪证据，因此检察院认为，于蛀良失踪可能是“畏罪潜逃”。

当晚，反贪局局长带了三名办案人员连夜赶往广州，直扑于蛀良在当地的住所———位于番禺区的一栋别墅，次日他被押解回来。

没想到的是，当时公积金中心出事的新闻还不多，所以于蛀良案一公开，不光在本地，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。

当我接到案子时，这场波及众多势力的官司刚刚开始了角力，而他们角力的一个中心人物就是我。

我已经做好了迎接强敌的准备，没想到首先来的居然是法院里的顶头上司。

一天下午，我被同事通知去街口，说主任在找我。

来到街口，我看那辆车旁边站着一个中等个子、西装革履、身材很好的中年男子，正是我的主任。主任主动和我握手，说是要请我吃饭。

在单位工作几十年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被上级领导请去吃饭。

车在一家家乡菜的饭店停了下来，我随主任走进了雅坐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很快菜上来了，主任很亲切：“来，边吃边聊。”

但我的心里不在吃上，迟迟不动筷子。

他为了缓和气氛，也放下筷子，端着茶杯喝了一口：“我今天是以朋友的身份，咱们随便聊一聊。”

接着，他问我在单位工作几年了，每月工资多少，有什么困难，想不想动一动位置。我表示没有明白。

他说：“就是说，你想不想提拔？”

我装傻还是不明白，我在单位工作几十年了，年纪不小了，早已超过提拔的年龄，主任难道想违反组织规定提拔我？

他笑了笑，似乎我的话与他拉近了距离：“规定是规定，但事在人为，如果你想提拔，还不是我的一句话。”

这话我相信，我已经在正科的位置上待了很久，因为不喜欢跑关系，始终没有再提拔。而一个科级干部提副处级干部，一旦被我的主任认可，说行就行，上级批准只是个形式。

话到这里，我觉得没必要演戏了，直接问他，于蛀良的案子需要我做什么。

主任见我说了出来，不再隐瞒，他要我在案中涉及到一位市委领导的证词，以及他的批文最好删去，在法庭上，不要提供任何证词。

起诉书认定，于蛀良多次冒充领导的签名，蒙混过关，虚拟单位，贷款上千万元。这本来与领导没有关系，如在法庭上宣读，也与领导无关，怎么能不提到他的名字呢？

我当即解释说，不宣读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
主任立马拉下脸，说一旦宣读，会起副作用，旁听群众会不理解，影响领导的威望。

领导的威望难道比法律还重要？法律说不能少，就是不能少。

当然为了不至于太难堪，我没有说宣读，也没说不读，只称考虑考虑。

主任沉默了，说我不够朋友，不爽快，不配合。他不再提提拔我的事。

没过几天，又有同学请我吃饭，结果又是托我手下留情的，他们希望我放过另一位领导。

“潘法官，我知道你在清水衙门，只要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一定会重谢你，不要你吃亏，你的提拔我说了算，如给你钱，我也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数字。”

我憋了一肚子气，不欢而散。

在做法官之前，我是一名军人，从军十年，还曾为国家上过战场。1980年我转业被分配做法官，就是看中了我的刚正不阿。

我对做法官也很向往，心想审判就是没有硝烟的战斗，和当兵差不多。

当时国家经过十年动乱，百废待兴，法院才刚刚恢复一年。我们法院的老院长人称“包公”，曾在砸烂公检法的运动中被打倒。重新做回法官后，他无比珍惜。

他一心想培养我当一个合格的法官，常和我说，国家是吃了没有法治的亏，才十年不得安宁。他坚信法治必定能够重振。

我和他一起做了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。从那时起我就告诉自己，我手上的审判不允许被不相干的人影响。

6月份，第一次开庭。

当天我在法院门口，看到了20多个农民打扮的男女在转悠。法警看到我，和我说要小心，这群人是来找我麻烦的。

我料想他们就是为了于蛀良而来，赶紧绕到法院后门进去。

等到当天审判完，我又从后门回了家。没想到，那群人又出现在我家楼下。

男的大都穿胶鞋，裤脚一高一低。有两个男子肩上挎着挎包。挎包沉甸甸的，像是有铁锤，铁棍之类的工具。

还有两三个男子，那一双双阴鸷的眼睛，正在不停地巡视着，想必是在看我。

有几个妇女在叽叽喳喳，一个50岁的妇女说话声音很大：“老娘扯头发可以，虽然不要他的命，但可要他脱一层皮。”

另一个男子声音更大，他说：“法官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何必这么绝情，只要手下留情，一切都好说。”

我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去和他们正面交锋，讲理不会起什么作用。虽然不知道他们是谁叫来的，但我能预想，他们会像黑社会一样，奉行拳头专政，揍你个半死不活。

我已经五十多了，哪打得过他们。

我偷偷溜回家，赶紧打电话求助一位朋友。朋友在政府信访办工作，很会做群众工作。

他来到我家门口，大声说：“父老乡亲们，我们先去吃饭，就在国道十字路口，吃个便餐，我来出钱。”

一番劝阻，这些人果然跟他走了。

后来我了解到，这些人都是于蛀良老家的人，之所以来这里，是认为我冤枉于蛀良了。因为于蛀良贪污那么多钱，家里却没看到。

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大多数钱都用去在广东买房，去澳门赌博了。

为了防止他们回来继续找事，趁这段时间，我让女儿出去住，自己也溜出家门，以战友聚会为由，请假去了外地。

只有妻子一人在家，她每天看到楼下几十个人，也不敢出门，菜也没买，天天在家煮面条吃，晚上也睡不着，哪里有响动就要爬起来去看。

她后来和我说：“我感到非常恐慌，害怕他们破门，时不时从窗户上看那些人走了没有，看到他们在房子底下来来回回地走动，吓得我一个星期晚上都不敢开灯，目的是让他们以为我家没有人。”

她不理解我迎难而退的举动，一说起这事就问我，你一个当过兵上过战场的人，事到临头怎么会这么怕死？

我告诉她，死也要死得有意义，战场上受伤牺牲都是光荣，可如果我在这里倒下了，换了一个主审法官审判于蛀良，那可就正中他们的下怀了。

要审判于蛀良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证自己仍是主审法官。

外逃一个星期后，妻子通知我那群人散了，我才回来。

在审理案件的期间，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，她要我到郊区宾馆404号房间，称关于于蛀良案件，有重要情况反映，还说不要报警。

我问她能不能来法院，她也说不行，眼线太多不安全。考虑再三，我和书记员，立即前往郊区宾馆。

按响404房间，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子，30多岁，长得不算漂亮，但面孔白晢、清瘦，有另一种气质。

她自我介绍叫石丹，还未等我问她反映什么情况，她巻起衣袖，手背上露出一道道伤痕，接着又卷起裤腿，让我们看，腿上露出了几道伤痕。

少顷，她愧疚地向我们叙述起来。

石丹原是我们本地人，后到澳门定居，在澳门赌场做公关工作，专门往返于澳门內地之间，介绍老家人前往澳门赌博。

她和于蛀良就是在澳门赌场相识的。她见他有钱，有时一输就是100多万也无所谓，就去搭讪。

澳门赌博的巨款不能直接由内地带入，而是由人工从海关运输，就像走私手机那样随身携带。石丹就是做这个的，两人熟悉后，她就开始给于蛀良提供资金。

不仅如此，石丹还通过于蛀良的关系，在内地联系赌客前往澳门赌博，先后有50多人前往澳门。而赌者十赌九输，大多赌者，输得尽光，有的倾家荡产。

石丹得知于蛀良被关押后，还是仍然在做她的澳门公关生意，直到某天，她被8个妇女以要前往澳门赌博为由，将她骗到郊区，囚禁在一农舍屋里。

一进屋，不由分说，大家就对她拳打脚踢，不断对她漫骂，造成了她身上的伤。

这些女人的丈夫都是被石丹介绍去澳门赌博的。这其中有输光家产，导致孩子失学的，导致家人无钱医治病故的；有输光了全家财产，回来后患了精神病，精神恍惚地走入河里淹死的。

“石小姐，你行行好吧，不要再来我们这里招人去赌博，就算我求你了！”一位妇女扑通一声跪拜在石丹面前，石丹羞愧不已。

石丹讲完后，如释负重，请求让她自首。

听了石丹的交待揭发，我十分愤怒，要她先回去听候处理。

我早就在阅卷的时候注意到了于蛀良的赌博行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检察院没有加上这条罪行。现在有了证人证言，我必须要加上。

我当时想过，如果加上赌博罪，又会牵扯出一批人出来，审判阻力只怕还会加大，但我不怕这些阻力。

我还是决定，第一次开庭必须增加赌博罪，于蛀良的罪名一个也不能少。

当我以遗漏了于蛀良犯赌博罪为由，将案卷退回到检察院补充侦查的结果汇报之后，领导就找我进办公室谈话了，他说没必要增加赌博罪，那只是一个小罪，可以撤回。

我问为什么，他直言，这赌博罪可能有部分干部也会牵连其中，如果公开，会影响他人的前程，又增加了办案的难度。

“不行，必须增加赌博罪！”我回答斩钉截铁。

接着我又讲，由于赌博，特别是去澳门赌博者，已经害了不少家庭，打击赌博，也是对有的干部教育挽救。

领导没有再说什么，只见他紧皱眉头，摇了摇头。

我因为这个坚持，又把自己抛向了险境。

过了两天，我接到一个男子打来的电话，声称是人大代表，想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。

人大代表权力很大，最重要的是，人大有权力对法官进行任免。接到电话，我不敢耽误，马上赶去了。

人大代表50多岁，身材魁梧、西装革履。打开房门，他热情让坐，将一杯茶递在我手里。

“今天我们作为朋友聊一聊于蛀良案件的情况。当然，不论谈什么，我都不会向上人大领导汇报，你看我们是私聊还是公聊？”

这明显是在下通牒。我克制自己的怒气，问私聊怎么聊，公聊又怎么聊？

人大代表谈到了赌博罪，他说让我最好不要再查。

我静静听着，发现没有什么新鲜东西，心里有了底，反问他：“那么公聊又该聊什么？”

听我这么一讲，人大代表知道我并不买他的帐，就提高了嗓门：“我这就向上反应，说你这个法官不称职，建议撤掉你的职务！”

说完他翘起二郎腿，向我投来卑视的目光。

“如果我徇私枉法，办冤假错案，我会接受组织对我的任何处罚，否则我会利用法律武器斗争到底！”

说完，我气冲冲离开了人大代表的办公室。

我知道，之后只要他发现我一点错误，我都会被撤职，无法继续审判于蛀良。

但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那之后我接到了不少匿名的威胁电话，说让我注意安全。

我上下班或出入家门，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，看一看四周，观望是否有人跟踪。没多久，意外真的发生了。

那天约莫十点，我从单位出来，给当事人去送一份判决书。刚出门到下坡处，突然听到后面传来摩托车加油门的轰鸣声。

我立即靠近路边的护栏，扭头一看，一辆摩托车正向我冲来。

这时已过了上班高峰期，公路上没有车，视野开阔，公路宽敞，看来是有意驾车来撞我的。

好在我反应快，摩托车从我身边飞速而过。但我的衣服也被它挂到，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，脚庝难忍。

我摸了摸腿，还好能动，卷起裤脚看，膝盖摔伤，渗出了鲜血，没有大碍。

但我现在反而放心了，因为直接袭击法官很明显是他们的最后一招。

第二次开庭前，我们又来到看守所提审于蛀良，核实他去澳门赌博的事实。

高墙，电网，威风凛凛的武警战士，持枪警惕地注视着四周。

于蛀良被押进了看守所的审讯室。他耸拉着头，步履蹒跚，被呈亮的手铐紧扣着双手，第一次见面那种趾高气昂的气势，此时此刻早已跌落到瓜哇国去了。

据说，于蛀良被关押后，与同监犯人住在一块，条件很差。有天他对一名狱警说，希望能给他单独换一房间，最好要有淋浴和电视机。

啪！啪！狱警随手就打了于蛀良两耳光。

“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侵呑多少人民的血汗钱，不老老实实改造，遵守监规，还提条件，没门！”

这一耳光很快传达了上级耳朵里。上级有关人员打电话给公安局，要求处分这位狱警。但公安局领导替狱警说话，说无法对狱警处分，甚至不好批评他，因为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。

现在我知道，自己并非孤军作战。

谈到去澳门赌博的问题，于蛀良如竹筒倒豆很快作了交待，说约有一百多次从湘南到澳门去赌博，输掉约1800多万元。

我揣透了他的心理，依照刑法规定，赌博罪与贪污罪相比，只是毛毛雨，因此他如实交待以落个坦白的好名声。

他的态度比第一次见的时候好了很多，我猜是有人给他送信，他的审判他们也无能为力了。

2005年8月24日，于蛀良贪污案又一次开庭。他身穿黄色囚服，戴着手铐，低着头走进了审判庭。

国徽高悬，庄严肃穆，旁听席座无虚席。

曾经威胁我和给好处的领导们也都来到了旁听席，那个人大代表还在入口处等我，见我来了，他主动握住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潘法官，多包涵。”

我猜测上述来旁听者，是想听听他们所关心的证人证词，法庭会不会宣读涉及他们的证词，以便回去汇报。

但我更相信大多数旁听群众，是相信法律的，曾给我打电话注意安全的匿名人，我相信也在旁听。

上午8时，随着审判长清脆响亮，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，审判开始。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法庭调查，被告交待，各律师辩护，各阶段审判活动有序进行。

法庭上，我依法依规宣读了有关证人证词。包括拉关系的人，提到的领导的证词。

他们包括，人大代表、政府干部、政法委干部等。

在法庭上，于蛀良还狡辩了一会，但最终认罪，承认自己贪污了1.2亿元。

最后，被告人于蛀良犯贪污罪，判处死刑；犯挪用公款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；犯赌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并处以罚金100万元，决定执行死刑。

当于柱良接到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他死刑的判决后，在看守所，我问他有什么要陈述的。

此时，于蛀良双眉紧锁，脑袋耷拉，两手紧紧的抱住并拢的双膝，上牙紧紧的咬住下嘴唇，陷入无法解脱的深深沉思之中。

于蛀良说他很后悔，这一路走来靠钱打点从未有什么障碍，他觉得钱是万能的，挪用公款一事也能最终用钱摆平。

我审过不少贪官，大都有这样的忏悔，道理都懂，不过真正理解的时候，那其中的苦滋味怕也只能在临死前的日子里发酵，细细品味了。

在这个案子之后，涉及于蛀良的利益网络又被调查了一遍。那些为于蛀良说情的市领导，也有进去的。

没过两年我就退休了。

我的直到退休，我还是他们口里那个“不懂变通，没有人情味”的法官

潘法官不顾自身安危与前途，宁可得罪同僚，也要宣读证词上那几个名字，要给一个死刑犯再加上一条赌博罪，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？

我想，是因为法律的意义不仅仅是惩罚，更大的意义在于维护社会的公正。

在潘法官看来，死刑只是一个结果，让他接受公正的审判，宣读证人证言，加上赌博罪，都是程序公正上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无论结果还是过程，所有的公正一样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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