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中国足球走基层”调研：没有强大地方足协就没有强大中国足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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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（记者张悦姗、公兵、肖世尧）2015年印发的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足改方案”）中提到，地方足协应与当地体育局“脱钩”，并参照中国足球协会管理体制调整组建，接受中国足球协会行业指导和管理。

南安市足球协会

足球发达国家都有相对健全的足协体系。中国幅员辽阔，能否建立一个覆盖面广、扎根基层、自主高效的地方足协体系，是能否把“足改方案”落到实处的关键。新华社记者近日围绕地方足协改革问题进行调研。地方足协人士普遍认为，地方足协“脱钩”并不理想，有些地方形式上“脱钩”，但财务、人事、管理等体制机制并未理顺，发展受到制约。

缺钱，如何开源？

采访中，多家地方足协反映“脱钩”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不足，政府购买服务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，自身造血能力不强。

很多地方足协反映政府购买服务不包含人力成本。“承接一个项目总得有人来做，人力成本必不可少。但购买服务项目不能列支人力成本。”某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
以北京市足协为例，该协会在2017年与体育局脱钩，25名专职工作人员与协会签订工作合同，实际压力很大。

新华社记者在北京市足协采访足球改革情况

此外，多位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，对地方足球改革发展资金保障措施不力，地方财政支持足球发展的很多政策没有兑现。“拿着足协的文件去找财政局，财政局不认”的现象屡屡出现。

记者调研发现，发展较好的地方足协一般都拥有优质资产，包括平台公司、物业或基地等，运营资产的收入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足协的造血功能。

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，体育局足管中心的资产无法直接划拨给地方足协，目前多是签订合同采取无偿交予足协使用的管理模式，各地情况差别较大。多地足协表示，希望能出台更明确的“脱钩”后的资产管理办法。

除了配置资产，俱乐部“开源”的方式还包括设立专项基金。陕西省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认为，应该设立引导、奖励资金，将表彰奖励向基层倾斜，也能激励他们进一步发展。北京市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军建议，发挥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统领作用，制定区域性专业资金保障政策；对完全脱钩的城市设立足球发展专项扶持资金。

足改要打通“最后一百米”

一些受访者表示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“足改方案”认识不足，不能对足球改革给予足够支持。广州市足协是全国最早脱钩的地方足协，主席谢志光表示，足协开展工作时也会遇到一些不被承认的情况，比如和某些政府部门对接时，对方会要求我们先找体育局。

广州市足协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协会改革情况

“以前我们搞比赛报到公安局，必须通过体育局，现在好了一些，可以直接报了。但是还有一些部门要求必须通过体育局，多了一道流程，时间又长了一些。”据记者了解，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。

大连市足协负责人认为，我国社会治理方面长期以来比较弱，所以地方足协“脱钩”后以社团法人身份开展工作困难重重。

某直辖市足协负责人说：“足改最后100米比最后一公里更重要，不能宏观大刀阔斧，中观四处碰壁，微观寸步难行。”

地方足协改革两极分化

与中国足协本身的改革相比，部分县市级足协的改革更为困难。

郑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市足协换届的时候也按照“足改方案”尝试改革，聘请社会人士担任足协主席，广泛吸纳企业等社会各界热爱足球的人士参与，但实际上市级协会资源还是较少。改革以后，各方面的工作没有完全按照管办分离和与政府“脱钩”模式进行。开展足球青训、校园足球也是政府出面做得更多，足协还没有实现独立运营。

“向下抓足球工作没有抓手”是多位省级足协负责人的共识，其核心原因在于县级足协体系建设不完善。部分经济发达省份的县级足协成立比例都只有60%左右。

资料图：2019年4月24日，球员们在志丹县高级中学进行对抗训练。新华社记者邵瑞摄

即使是已成立的县级足协，也遇到很多发展困难。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试点县的陕西省志丹县，收入基本来自县财政局，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获得。由于县里财政紧张，也影响到了对足球的财政支持。

“志丹这里的足球培训很难收费，都是公益的。”县足协副主席姚功辉说。

对地方足协陷入的改革困境，陕西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认为，地方足协自身也不应被动地“等靠要”。他认为，地方足协只有自强，才能有立足之地，“我总结了几点，（地方足协应该）认为是对的就去做，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先做后看，有为才有位。”

事在人为。同样的环境和条件，有的地方足协就做得风生水起，这与当地政府的重视、地方足协负责人具有开拓意识、市场观念和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。

成都足协在地方足协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，是为数不多建立起完备的区县会员体系的足协。中国足协执委、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曾表示，这得益于发动广大足球爱好者的力量。

中国足协执委、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（蓝衣）向新华社记者介绍情况

成都足协拥有温江基地的使用权，还牵头并联手十大城市足协发起了平台公司，协会工作人员超过150人。“历届政府、体育局的领导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。”辜建明说，“不能因为改革出现困难就走回头路，成都足协就是依靠改革发展起来的，地方足协一定要转变观念，坚定地走市场化发展道路，服务于城市的发展需求。”

福建省南安市足协由民间足球爱好者自发成立，目前拥有9个分会数千名会员，年收入数百万元，成为县级足球协会的标杆。南安足协主席戴宽南表示，南安模式的核心就是在政府引导下，将全市的足球爱好者全部调动起来，参与协会工作，绝大多数人不在足协领工资。

谢志光认为，广州市足协的脱钩是“成功”的。他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扶持，将物业资产和球场的经营权交给足协。市足协每年通过运营资产可获得1800多万元的收入，满足了生存需求。

有了收入，广州足协的教练员收入比在体制内时翻了一番，能留住人。脱钩后足协聘请专业人员来从事教练工作，专业性强。“待遇高了，积极性也高了，工作人员更有担当了。”

省市足协要明确事权边界

中国足协相关人士表示，中国足协将扩招基层足协作为会员单位，建立地方足协体系，培育好地方足球力量。

一些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，没有强大的地方足协就没有强大的中国足协，省市足协应支持区县一级的足协做大做强。“如果基层的足协都强大了，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荣誉，我会支持他们。如果（区县足协）强大到一定地步，我们更应该反思，为什么人家做得比我还好？”